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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生不敢生”，這種說法并不新鮮。年輕人生孩子的話題，成為今年全國兩會上熱議的焦點。

　　為了給年輕人解除生育的后顧之憂，去年年底，多地宣布修改計劃生育條例，延長生育假期，提高生育福利，完善托育服務。完善三孩生育的系列配套支持政策和措施，也出現在多個省份今年年初公布的地方政府工作報告中。

　　3月5日，李克強總理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明確，要“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同時為生育家庭“減負”——將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費用納入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發(fā)展普惠托育服務，減輕家庭養(yǎng)育負擔。

　　生育支持政策要有普適性并兼顧公平

　　中國有超過14億人，人口規(guī)模壓力和人口結構挑戰(zhàn)并存。國家統(tǒng)計局今年2月28日發(fā)布的公報顯示，2021年末全國人口14.126億人，全年出生人口1062萬人，出生率為7.52‰；而全國新增人口僅為48萬人，創(chuàng)近60年來最低。

　　去年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就提出——少子高齡化時代到來了，并提出我國總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線：戶均人口已不足3人。

　　“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要超越三孩來談三孩。”鄭功成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如果人們連一孩都不愿生，那么制定面向三孩的支持政策就不可能有效果。他認為，制定支持三孩生育的政策，應該從全體孩子和家長的需求出發(fā)。

　　應對生育率下降的形勢，鄭功成認為，提高生育率需要政策精準發(fā)力，同時需要注意政策的普惠性。“面對適齡兒童的養(yǎng)育服務、托幼服務，一定要是公益性的，甚至是免費的。”他說，不管是富人家的孩子，還是窮人家的孩子，不管是一孩還是三孩，國家都應該充分滿足每一個孩子托幼等成長的需求。

　　全國政協(xié)委員、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鐘茂初也非常關注生育支持政策的普惠性問題，“不能只有少部分人群實際享受到政策帶來的實惠”。目前各地政策不一，沒有體現全國一致的普惠性生育政策，會使較不發(fā)達地區(qū)、中低收入群體承擔更高比例的人口生育成本、勞動力育成成本。

　　他認為，實施普惠性的個人所得稅調節(jié)政策，是一種比較可行的辦法。對于一孩、二孩、三孩的生育、養(yǎng)育、教育成本，凡是收入超過起征點的，全部納入個稅專項附加扣除范圍；凡是收入未達到起征點的，則實行“負稅收”政策，向其發(fā)放相應的生育補助金。

　　同時，針對目前生育支持政策存在地區(qū)間差異的問題，鐘茂初建議將各地試行的生育獎勵，統(tǒng)一納入個人所得稅管理系統(tǒng)，便于全國統(tǒng)一政策、統(tǒng)一標準、統(tǒng)一管理，“可避免各地因財政差異、城鄉(xiāng)差異、戶籍差異而形成的差別化政策”。

　　經濟負擔重讓年輕人想生不敢生

　　年輕人到底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去年年底，天津市社會科學院“關于生育意愿和生育支持政策需求研究”課題組（以下簡稱“課題組”）調查發(fā)現，目前適齡青年群體心中理想的子女數量，明顯高于實際生育子女的數量。簡單來說，就是年輕人想生卻不敢生。

　　天津市社科院法學研究所所長劉志松分析，適齡青年的生育意愿沒有完全轉化為生育行為，是多方面壓力共同造成的。調查發(fā)現，那些已生育1個孩子的家庭中，僅有16.7%打算生育二孩；已生育兩個孩子的家庭中，還打算生育三孩的僅剩8.9%。“很顯然，這些父母通過養(yǎng)育第一個孩子，已經體驗到生活各個方面的壓力。”劉志松說，他們不再選擇生育二孩和三孩，主要是因為精力不足、工作壓力大和經濟負擔重等因素。此外，還有一些年輕人根本不打算生孩子。

　　為幫助年輕父母減輕經濟負擔，全國兩會上很多代表委員提出了建議。全國政協(xié)委員、北京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李健認為，在影響生育意愿的諸多經濟因素中，最主要的三大原因是：經濟發(fā)達地區(qū)住房費用過高；孩子出生后由于公共服務的不足，入園前的養(yǎng)育負擔過重；孩子的校外教育費用過高。

　　很顯然，三孩家庭對家庭住房面積有了更高要求。李健建議，進一步加大保障房建設。在經濟發(fā)達、房價高企的地區(qū)，加大共有產權住房的供給數量，降低購房成本；加大租賃房的供給數量，提供足夠數量的租賃住房，給買不起房的年輕人，提供短期租房。

　　全國人大代表、安徽滁州定遠九梓村黨總支書記王萌萌高興地看到，自己提出的“加大對青年父母養(yǎng)育子女的稅費減免支持，將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費用納入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的建議，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她談道，高企的房價給年輕父母帶來巨大壓力，建議完善針對城市新市民的保障性租賃住房政策，探索制定青年購房政策支持機制，減輕青年生育經濟負擔。

　　鄭功成提出，可以采用兒童津貼制度，減輕家庭養(yǎng)育子女的經濟負擔。鐘茂初認為，這種經濟上的幫扶政策應關注一個人到從出生到18歲成年的生育、養(yǎng)育、教育的全過程，可對養(yǎng)育0-18歲未成年子女者按每人每月1000元的水平進行個稅扣除或發(fā)放補助金。他認為，從中短期來看，生育補貼帶來的消費效應可以彌補這一財政支出；從中長期來看，人口紅利遠超這一財政支出。

　　保障女性權益 要算一筆大賬

　　1988年出生的王萌萌注意到，身邊很多同齡人出現“恐生”“恐育”的現象，她認為現在年輕父母中存在一種生育焦慮，其中女性的焦慮情緒更重。母親在生育和養(yǎng)育孩子的過程中，往往要比父親付出更多精力。

　　盡管去年以來，全國多地出臺了延長產假等支持政策，但鄭功成認為，目前全國各地產假長短不一，且女性休產假的代價往往需要用人單位來“埋單”，這樣容易造成女性權益的不公平。他說，產假時間越長，用人單位的損失就越大，如果完全讓用人單位來承擔這個損失，會不利于女性未來的發(fā)展。反過來，未來女性可能就更不愿意生育了。

　　鄭功成主張要盡快從國家層面統(tǒng)一產假，女性產假期間的待遇由國家財政承擔。同時他還建議借鑒發(fā)達國家“母親養(yǎng)老金”制度，讓全社會來分擔母親生育孩子期間的責任。“看起來好像政府多出了一筆開支，但實際上減輕了用人單位的負擔，保障了女性的利益，形成的是有利于生育的社會氛圍。”鄭功成說，不能算小賬，要算大賬。

　　鐘茂初也認為，目前的生育支持政策普遍存在“政策部門請客，用人單位埋單”現象，加重了企事業(yè)單位用人成本。他建議實施減輕企事業(yè)用人單位生育相關負擔的財稅政策。對于聘用生育期、養(yǎng)育期女性員工的企業(yè)，應實施稅收優(yōu)惠；對于國家政策規(guī)定而由企業(yè)擔負的生育假、陪護假、生育津貼等，應納入企業(yè)減免稅收或退稅的核算范圍。在女性因孕育、生育、哺育休假期間，其社會保障應由財政資金繳納（無論是否被雇傭，均計算工齡）。推行全民普惠性的生育保險制度，改變主要依賴用人單位繳費的機制和路徑。

　　還有很多代表委員在減少養(yǎng)育子女的時間成本方面提出建議，包括加快構建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形式多樣的托育服務體系，持續(xù)深化“雙減”，豐富課后服務，減輕孩子和家長的課外負擔等。

　　王萌萌期待，一系列政策的實施能夠在全社會形成生育友好的氛圍，最終把青年生育養(yǎng)育子女的壓力減下來——讓他們想生又敢生。